江苏连云港女辅警许某一案，因一审判决书的“不慎”公开而走到公众面前，尔后因公众对该案定性量刑的巨大争议，再被推到媒体舆论的风口。本以为，接下来的二审会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审判，却不曾想，居然于今日曝出家属委托的律师无法介入的问题。莫非，又是“占坑式”辩护再现江湖？
文 | 朋礼松 律师
江苏连云港的女辅警许某一案，引发舆论关注好些日子了。今日又看到许某的家属通过媒体，表达了一些诉求，但其中引发关注的，便是家属委托的二审律师却被告知，已有法律援助律师介入——看守所不让会见，二审法院也拒绝了委托律师提出的相关交涉。
「女辅警家属公开发言截图」
这个案子确实存有很多疑问，比如犯罪事实不清不楚、犯罪金额认定存在重大疑问、被害人存在过错未予认定等···关于该案的定性及量刑，律师且不过多发表意见，概因案件诸多细节不明，证据不知，无法谨慎预判。故仅就今日曝出的家属委托律师与援助律师之间形成纠葛的局面，简单谈一番个人看法。
恰巧不巧，就在2021年3月1日施行的最高法《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》中，明确新增了一款针对性的规定，即当指定辩护或委托辩护并存的时候，应赋予被告人的选择权，以其意思表示为准。具体条文如下：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，被告人的监护人、近亲属又代为委托辩护人的，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意见，由其确定辩护人人选。
犹记得，在该条款出来后，就被个别律师同行笑称为“杭州保姆纵火案条款”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说是“劳荣枝案条款”，毕竟也不是一两例了。当时，对于该条规定，我就在微博上评论指出：
“第51条的实质含义并没有什么不当，本来就应该以当事人的意志为先。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，其仍没有解决，家属委托的律师无法会见，没有听取当事人意志的机会。同时，当事人是否获知家属已委托律师也存疑。由此，使得当事人的“自我选择”，蒙上了神秘的未知感，这恰是“占坑式”指定辩护被人诟病的地方。”
没曾想，我的这种担忧，在女辅警许某一案中果然出现了。根据家属的公开发言可以看到，家属对此也是疑虑丛生，并指出一审家属花钱委托了律师，并且一审审判结果许某也表示不服，提出了上诉，怎么到了二审，就不让家属委托律师了，反而心甘情愿接受法院指派的援助律师？甚至不惜言之“这样的逻辑，大概三岁小孩也能想通吧”。
是的，这个逻辑是讲得通的，但关键是，现在面临的状况就在于，家属委托的律师没有办法与许某会见，也没有办法知晓当事人许某的真切意愿，仍然有四大疑问没有解决：
第一，当事人许某是否知晓，家属已经为其委托律师？
第二，法援律师或法院，有无向许某告知家属已为其委托律师？
第三，许某对律师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法援律师或法院有无向许某告知？
第四，如何确保许某的真实意志，没有被“歪曲”传递给家属？
而前面的这四点疑问，不能仅凭法院的“一面之词”，甚至是“一纸之言”来下判断。其实，这里并不涉及不信任法院，也不信任法援律师的问题，只是我们应赋予当事人有一种不被人为干扰的自由选择权，这种自由选择权也必须“优先于”官方指派，这种自由选择权也必须以信得过的方式实现。
所以，我还是坚持此前的观点，司法解释新增的条文，不过就是将一种“该当”的处理原则，以司法解释条文的方式明示出来，属于一种“注意规定”。但该条规定，仍然没有办法刺破当事人“自我选择”背后那一直被蒙着的面纱，自愿是否真的是自愿？法援律师“快速”介入，到底是不是为了“占坑”？而这些神秘的未知感，仍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上空，不曾因司法解释的出现而散去。
所以，如何打消“占坑式”辩护的猜忌？我想，最好的办法，无非就是让家属委托的律师，会见一次当事人，让“自由式”且自由一回即可。
可好？
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「刑辩之道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