判了判了，终于判了~
一审判决结果，有期徒刑2年半，比律师当庭提出的量刑建议，整整多出了20个月。但这个结果的到来，却历时一年有余。
|| 这本是一场不该有“波折”的辩护！
犹记得，我们是在检察院批准逮捕后介入该案的。聂某因涉嫌组织卖淫罪，被某区检察院批准逮捕。根据从聂某亲属处了解到的情况是 ，聂某系组织卖淫，且手下的卖淫小姐还是外籍人员。惨了，这个案子的量刑估计不低了。根据法律规定，聂某的量刑档次很有可能就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记得我第一次去会见聂某时，当聂某被看守管教带至会见室，我还没开口介绍自己的“来头”，聂某就情绪激动对我说，“什么狗屁公安、检察院，这种案子怎么可能是组织呢？顶多是容留、介绍。”我一看这架势，心想，你这么“冤枉”的吗？
我介绍完“来意”后，就开始先安抚他，我说，“他们是不是狗屁，可不可以先让我了解一下案件的具体情况后，再说呢？”紧接着，我们就按照常规的会见流程，慢慢了解了聂某的涉案情况。也许，聂某就是打心底对罪名定性不服气，所以也愿意积极配合我对涉案事实的问询，以及我对一些细节上的疑问。从他说话的语气来看，势必是要扭转这个案子的定性。但他可能并不知道，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律师，到底够不够专业，有没有办法把罪名定性给他“扳回来”。
会见进行了一段时间，我突然问他，既然你说得这么“清楚”，公安怎么就给你安了个“组织卖淫罪”的名头？他又情绪激动起来了，说道，“公安就是瞎搞、图省事，一个地方抓的人，就给搞到一个案子里来了，我又跟对方不认识，怎么就和她成立组织了？”我也只能暂时试图安抚住他，毕竟在未阅卷之前，对于案件的定性，我还是需要留有余地。
当然，在每次会见聂某后，与公安的数次沟通也未见其效。两个月后，公安仍然以聂某涉嫌组织卖淫罪，将案件移送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第一时间获知消息后，我们就联系检察院并去阅了卷，拿到了承办检察官的联系方式。当花费一周时间阅完卷后，从案卷中的证据所呈现的事实来看，律师也觉得给聂某定个组织卖淫，确实可能有点“冤”了。
阅完卷后，我又去见了聂某。在去会见之前，其实已经和检察官沟通了律师阅卷后发现的问题，并提出了定性上的疑问，检察官只以案卷还没看完，过段时间再说便结束了沟通。
|| 第一次沟通，无果。
在看守所，律师针对阅卷中的一些疑问和细节，向聂某求证。幸而，对于律师提出的疑问，聂某都能如实坦诚相告，且他的回答是在我的意料之内的，也是对案件有利的。会见临结束，他仍紧紧追问道，“朋律师，你觉得案子罪名能变吗？”我只得回应道，“我不能保证，也不敢保证，但从我律师的角度来说，这个案子定组织卖淫，除非检察院能补到关键性的其他证据，否则很难论证成立。”
此后，我仍是适时去会见聂某，除传达生活事宜外，还向他传递这期间，我与检察官多番沟通的结果。这个案子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，我便提交了聂某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的辩护意见，随后案子被退回公安补充侦查。时隔一个月后，案件再次回到检察院。当我拿到补充案卷后，发现检察院要求补充侦查的内容，与我的辩护意见中所涉内容基本一致。幸而，补充案卷中也没有那些“关键性”证据。
在一退重报审查期间，我再向检察院提交了一份补充辩护意见。这一次，我除了再一次重述聂某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外，我还提出了聂某可能面临的量刑，并要求检察院尽快提起公诉，还表示将会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。这一要求和表态，实则是想给检察院压力，敦促他们尽快做出起诉决定，因为我坚信现有证据没办法指控组织卖淫罪。后来，检察官答复我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案件不会二退，应该会在年前提起公诉。但是对于罪名的认定，她还是没有给我一个答复，连倾向性意见都没有，略有遗憾！
|| “意外”丛生的两个电话
常言道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所以，很多案件中，当检察官对案件事实有了偏见，想扭转检察官的态度，有时候确实不那么容易。
记得在案子即将移送法院前几天，我刚好因春节放假回到老家。到家的第一天下午，接到承办检察官的电话，很意外。检察官在电话那头说，“朋律师，聂某这个案子我们要移送法院了，和你说一下。”我毫不思索，赶紧追问道，“李检，那你们移送法院的罪名会变吗？”检察官继续回答，“我们也觉得应该是容留、介绍卖淫。”很意外，多次沟通，两份辩护意见，终于和检察官达成了定性意见上的一致。道谢后，便欣然挂掉了电话。
第二天下午，大概还是同一时间，我又接到了该承办检察官的电话。我心想，难道是要做认罪认罚了吗？（因为之前在与检察官沟通时，我已经传递出了相应的信号，就是当事人认可容留、介绍卖淫罪，如果可以改变定性，是可做认罪认罚的）。可谁又知道，这个电话简直更“意外”。
“朋律师啊，聂某这个案子，经我们领导研究，觉得还应该是组织卖淫···”
呃呃···挂掉电话后，有种天堂到地狱的感觉。这种“反转”，着实让人有点难以接受。真的是，不让当事人过一个好年，还连带着律师也没法过一个好年。
开年上班后，拿到了《起诉书》，发现检察院在论证构罪的过程中，使用了“共谋”一词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开始将聂某与同案犯往共同犯罪上指控了。除此之外，支持检察院所指控罪名的证据，好像也没有额外增加，这倒是让我些许松了口气。随后，我向该案的承办法官递交了一份审前辩护意见，一个类案判例，一篇新闻报道的材料。我心里很清楚，既然案子已到法院，起诉结果已不能更改，那我就不能只让法官看到检察院的《起诉书》，我得让她更早看到律师的观点，我要让法官的“先入为主”里，存在律师的身影。同时，我在辩护意见中，还是要求法院尽快安排开庭，否则一旦日后定性变更，若不能及时开庭和宣判，或将导致聂某的实际羁押期限，超过其可能面临的量刑。
这只能说是我的一个“招数”吧，当然法院也能未能“满足”我~
案件在移送法院两个月后，终于不公开开庭审理了。不出意料，庭审的焦点，就是围绕聂某客观行为的定性，以及在案证据能否支持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罪名。如前所说，公诉机关在《起诉书》中将聂某与同案犯划为共同犯罪，称他们之间存在“共谋”。让人错愕的是，在辩论阶段，公诉人称双方虽没有就组织卖淫进行明示，但基于双方之间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业规矩，互相介绍客人，互相返水的客观情形，可以认定他们之间存在共谋。鉴于案涉卖淫小姐系境外人员，本案已达到“情节严重”，建议量刑10年有期徒刑以上。
我当即回应指出，公诉人的意见是对“共谋”的误解。“约定俗成”的行业规矩与“共谋”完全是不同的概念。所谓的约定俗成，是指某种事物的名称或社会习惯，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被公认，并为大家遵守和沿用。比如在公交车上为老弱病残幼让座，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公德。那举个例子，甲、乙二人均基于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在公交车上给某老年人让座，那甲、乙二人之间，是不是就让座形成了“事先共谋”呢？显然，答案是否定的，当然不是。若双方基于约定俗成的规矩去做某件事情，而被认定为存在“事先共谋”的话，那依照这个逻辑得出的结论，显然是荒谬的。
庭审结束，我没急着离开，我凑上审判席，跟张法官最后说着这个案子的问题。张法官突然来了一句，“你的意见我收到了，喏我手上的这个就是”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开庭前交出审前辩护意见，没有错！
此后，我保持着与张法官的沟通。期间，法院的宣判日期一改再改，每次问询法官都是说，“内部有争议，定性上还不好说”。在最后一次跟张法官沟通时，张法官问及当初我给她提供的那份新闻报道材料，问我那个案子如何判决的。我当时并不清楚，因为那是另外一个区的案件。但我隐约觉得，张法官之所以问，可能是那个案子的定性，会对我这个案子有影响。我当即答应张法官，“我想办法去找下，尽量找到判决结果。”
此后，翻遍所有裁判文书网，都没有找到该案的判决书。后来突发奇想，要不问问那篇报道的记者，或许他们知道呢。随后，我又找到那篇新闻报道的原文，通过熟悉的朋友找到那篇新闻报道的记者，取得联系后，才知道他们对后续并无跟踪，并不清楚案件的后续。但好心的她，给我提供了案件当事人的姓名，让我去问下法院或找下法官。基于此，我辗转联系到了那个案件当初的承办人，问及这个案件的结果，发现结果有利。我问及，可否通过正规程序调取到该案的判决书。法官当即就问我，“你的案子是在哪个法院？哪个法官承办的？”我告诉了他。他回复我说，“我到时候会发给她一份的。”
道谢并挂掉电话后，我联系了张法官，将这一情况向她进行了告知。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将那位法官的电话给了张法官，希望张法官能尽快拿到那份判决书。
一周后，法院便通知了宣判。宣判当天，我并没有到场，不久我便得到消息：罪名变更了，改为了容留、介绍卖淫罪，聂某领刑两年六个月。
说实话，这个判刑结果与我当初提的量刑建议相差蛮大的，超出了我的预期，真的有点“重”了！但同事也说，罪名改了，已经很好了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案子的定性，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应该是这样，这个结果本应是回到它最初的轨道，回到了起点，但中间历经多少“波折”，只有自知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尽力了！
刑事案件，这一点点“该得”的结果，都感觉要费尽力气。而这个结果，对身无自由的当事人而言，却是弥足珍贵，且是理所应当的。感谢这个案件的张法官，完全立足于法律与证据，不偏不倚，幸而您将那固化的冰块融掉，作出了正确的判决。刑事案件中，司法保持融冰的温度，就是万幸吧！
是为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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